關於 #MeToo

呂小姐在Facebook 貼文，她的目的有三：

一、「喚起大家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」；
二、「鼓勵不幸的受害者勇敢站出來」；
三、「讓大眾明白性議題並不是尷尬、羞恥或不可公開討論的事」。

呂小姐特別提到，「我並不想大家把重點放在事情的本身......。把自己由 victim 變為 survivor，這是我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」(facebook timeline 30.11.2017 0:00)。

所以呂小姐發文的目的，不是直接指控某人，而是透過自助助人，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，並使公眾關注對兒童的性侵犯。

當然，有關注程序公平的人會擔心，像#MeToo這類反性侵害運動，會否做成「未審先判」（而據說有教練已因此事被停職），甚至鼓勵了誣告？

首先，如果有學生投訴他或她被學校老師性侵犯，作為負責任的學校，若合理地懷疑曾發生，為下一代著想，把涉事老師停職，我想這是無可厚非的做法。

今次事件，有教練被停職，這是呂小姐把事件公開前發生的事，責任應在停職機構本身，如有沒有進行初步的調查？該教練有沒有機會反駁？他可循什麼途徑上訴? 這些公眾都值得追問，而不是單單怪責投訴者不應投訴。

其次， 會否鼓勵了誣告？我不是說這不可能發生，但香港目前還算是個法治社會，若有人被指性侵犯兒童，他／她在法庭判罪以前，法律上都是清白和無罪的，其他人（包括媒體從業員）都應明白此點。

反而很多朋友都已經指出，性侵害者若是相對較有權勢的人（無論是親人、上司、主管、敎練、教授、老師、牧師、神父等），除了與被性侵者存在資源差距外，無論是息事寧人的社會文化觀念和態度，還是性罪行的調查程序，往往都對被性侵者做成「二次傷害」，迫使她/他們不敢舉報。這類問題在香港已經出現了多年，始終未有落實有效的解決方法。

形式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在實踐上由於現實的缺陷，往往未能令到被性侵者得到法律上的平等保護。

所以，我認為關注程序公平的人士，觀點不無道理，但不妨更進一步，同樣關注公私機構內是否有對性侵的警覺和投訴處理程序，及警方是否對性侵案件有更高的專業敏感度和專門的起訴程序，令法律平等不只是形式上的，更是實質上的，這才是每個人的權利是否得到充份保障、正義能否實踐的關鍵。